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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疫情冲击,需深化供给侧改革

应对疫情,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聚焦包括“紧货币、少干预、顺周期、降成本、宽管制、松财政”在内的十八字方略。

疫情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经济形成巨大冲击,那么,如何应对这种冲击?我们认为,根本措施在于,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聚焦包括“紧货币、少干预、顺周期、降成本、宽管制、松财政”在内的十八字方略。

“紧货币”就是按照现代货币主义的经济主张,实行“单一规则”,将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固定在与潜在的经济发展速度大体一致的水平上,反对政府的“相机调控决策”。一则,在于控通胀。受疫情影响,不仅消费受到影响,就是生产和投资也受到了严重波及,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工人无法复工、工厂无法复产,在这种形势下,不是产品过剩而是产品供给不足。反观消费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走低,这从近期各地的解封令一下,人们蜂拥而出,市场和餐厅挤满了消费的人群,可得到部分印证。如果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很可能导致滞胀。

此外,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还可能导致脱实向虚。凯恩斯认为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是随利率的变动而相应变化的需求,它与利率成负相关关系,利率上升,需求减少;反之,则投机动机货币需求增加。他进一步指出,当利率下降到某一水平时,市场就会产生未来利率上升的预期,这样,货币的投机需求就会达到无穷大,这时,无论中央银行供应多少货币,都会被相应的投机需求所吸收。更为重要的是,诚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所指的,资产价格的上涨,为投资家带来了亿万的财富。这是流量收入远不能相比的巨大财富,这就不免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混乱。汗流浃背、辛勤劳动的所得,远远不如金钱游戏带来的利益,这自然对劳动积极性产生极坏的影响。事实上,对于企业也是如此——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业收益,谁还会认真地去对待研发等正常的经营活动呢?如此一来,就自然地出现了Epstein所忧心的那一幕: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企业过度金融化,即非金融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而减少生产性投资的现象。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之所以会出现脱实向虚这一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利率过低,放纵了货币需求中的投机性需求。从某种程度而言,“紧货币”事实上就是在积极稳妥去杠杆,是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少干预、顺周期”就是指,需要政府降低逆经济周期干预的频次,通过顺周期的“衰退”,来激活创造性毁灭机制,实现大创新,并以此来提升技术的进步。这种“衰退”,其本质就是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其本质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项工作任务中的“去产能”。

“降成本”。就目前而言,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时,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成本管理已不仅仅只是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手段,事实上它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负担。它更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抓手,是一个攸关我国国家竞争力的问题。如何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就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大问题。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强调了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他认为将收入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是妨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而最主要的非生产性消费就是赋税和地租。因此,要增加国民财富,扩大资本积累就必须有效降低赋税和地租。正是基于此,为了促进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政府应从降低税负、用地/租金成本、社保成本等入手。只有切实地为企业降低了成本,市场上销售的商品价格才会随之下降。这时就会出现收入效应,即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也可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这在当下将具有丰富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从某种意义而言,降成本不独事关战“疫”,更攸关国家竞争力。

“宽管制”。为了增强市场的活力,必须进一步放松管制。事实上,早于2016年5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职能提效能——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就明确指出:“简政、减税、创新等都是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此,必须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进一步优化服务,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总理在会议中就曾指出:“企业普遍欢迎政府通过减税降费等措施来帮助降低成本,但更希望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松财政”,即扩大财政支出力度。在疫情的冲击下,企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现金流问题,急需“输血”。减税必要,但它并不能增加企业现金流,只是减少企业支出或降低其成本,难以达到“救命”的目的。就目前而言,政府应该通过退税、直接补贴和加大转移支付等财政定向帮扶,支持企业尽快恢复现金流,以避免企业因为现金流断裂而陷入经营困难,防止企业集中倒闭、失业潮及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因此,应对疫情对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政府有必要增加财政支出。

(作者系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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